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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任小康
　　一個村民小組60戶，3月份有42戶以各種名義置辦了酒席，另18戶正在籌備，這是遼寧省中部某縣紀委調研發現的；一個山區農民家庭年收入僅2萬元，2013年人情隨禮竟多達9600元。(5月19日《人民日報》)
　　古語有雲：“禮尚往來，往而不來，非禮也”。借助適度的禮節往來，在彼此間傳遞感恩、敬重等情感訴求。但面對水漲船高的禮錢，情感互動的本意被不斷異化，無力吐槽的又何止是新聞中這位山區的農民？逢年過節，在外打拼的游子被可預知的禮金開銷攔住了回家的腳步；朋友結婚，人們裝紅包時預先算計“回報率”，一旦對方沒有“加倍償還”便心存芥蒂。《中國青年報》去年的一項調查顯示，有超過六成以上的被調查者每年的人情消費在1000元-6000元之間，有兩成左右超過了6000元；53.2%的受訪者感覺人情消費負擔重。
　　事實上，人情是人情，消費是消費，兩者本不搭界，“人情消費”這樣的組合已透著尷尬。而其原由，大致有三方面。一者，物價的上漲，從客觀上推動了禮金數額的增長；二者，快節奏的現代生活，讓人們更加認同送禮這種簡便的情感表達方式；三者，禮金在社會互動中的符號意義愈加明顯，攀比炫耀心態讓人們被綁架。
　　對比遼寧，我們身邊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喜歡辦酒席：父母過生、小孩滿月、孩子上學、喬遷新居、訂婚結婚等等，頻繁的禮節不但會抽空傳統習俗的良善價值，其背後水漲船高的隨禮也會讓情感互動變得“面目可憎”，甚至衍生出腐敗等“副產品”。
　　遏制此風，常德的做法可資借鑒。據聞，常德等地農村通過成立“紅白理事會”，民眾在充分協商的基礎上制定合理的、大家都能接受的“鄉規民約”，有效地增強了民眾的自我約束意識，避免了禮金的隨意“漲價”，較好地抑制了過度“人情消費”。這樣的嘗試無疑值得其他地方“複製”。　　（原標題：“人情消費” 還是“消費人情”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