任小康
  一個村民小組60戶,3月份有42戶以各種名義置辦了酒席,另18戶正在籌備,這是遼寧省中部某縣紀委調研發現的;一個山區農民家庭年收入僅2萬元,2013年人情隨禮竟多達9600元。(5月19日《人民日報》)
  古語有雲:“禮尚往來,往而不來,非禮也”。借助適度的禮節往來,在彼此間傳遞感恩、敬重等情感訴求。但面對水漲船高的禮錢,情感互動的本意被不斷異化,無力吐槽的又何止是新聞中這位山區的農民?逢年過節,在外打拼的游子被可預知的禮金開銷攔住了回家的腳步;朋友結婚,人們裝紅包時預先算計“回報率”,一旦對方沒有“加倍償還”便心存芥蒂。《中國青年報》去年的一項調查顯示,有超過六成以上的被調查者每年的人情消費在1000元-6000元之間,有兩成左右超過了6000元;53.2%的受訪者感覺人情消費負擔重。
  事實上,人情是人情,消費是消費,兩者本不搭界,“人情消費”這樣的組合已透著尷尬。而其原由,大致有三方面。一者,物價的上漲,從客觀上推動了禮金數額的增長;二者,快節奏的現代生活,讓人們更加認同送禮這種簡便的情感表達方式;三者,禮金在社會互動中的符號意義愈加明顯,攀比炫耀心態讓人們被綁架。
  對比遼寧,我們身邊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喜歡辦酒席:父母過生、小孩滿月、孩子上學、喬遷新居、訂婚結婚等等,頻繁的禮節不但會抽空傳統習俗的良善價值,其背後水漲船高的隨禮也會讓情感互動變得“面目可憎”,甚至衍生出腐敗等“副產品”。
  遏制此風,常德的做法可資借鑒。據聞,常德等地農村通過成立“紅白理事會”,民眾在充分協商的基礎上制定合理的、大家都能接受的“鄉規民約”,有效地增強了民眾的自我約束意識,避免了禮金的隨意“漲價”,較好地抑制了過度“人情消費”。這樣的嘗試無疑值得其他地方“複製”。  (原標題:“人情消費” 還是“消費人情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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